老外对中华美食的偏见

美国人最早来中国品尝中餐的历史，要追溯到晚清年间。当时只有少许商人和牧师准许在广州小片区域内活动，他们对于中国人吃些什么颇有微词。接下来的食物故事，摘录于《Chop Suey》一书。讲的是十八世纪美国人对中国食物的奇闻与偏见。

中国人吃各种各样的动物，他们不仅和我们一样吃新鲜的肉、鱼、禽类，还将新鲜马肉当作很棒的食物。他们认为狗、猫、蛇、青蛙，虫类，皆可食用。以下关于广州肉铺描述，更深入地探究了这种饮食习俗：

“刚开始，我非常惊讶地看到狗、猫、老鼠、青蛙在集市售卖。但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吃各种肉类毫不避讳，对那些死于阴沟的动物和被屠夫杀掉的动物有着一样的胃口。通常狗和猫是活着放入篮子的，基本都很肥很幼小，并且很干净。而老鼠的尺寸惊人，非常肥大，它们的尾巴被钉在市集的案板上。”

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对中国食物的描写中，有一个信息是反复出现的：中国人吃狗肉、猫肉和老鼠肉。有一些来自《中国旅者》，但其他的文字中有足够的细节记录了这些事实（那些游历现代广州市集的人们依旧能看到在卖各种各样的肉类，包括狗和猫）。如果读者们还记得中国的烹饪习惯，他们还将吃扩展到心爱的宠物和肮脏的昆虫上。

布莱恩特·帕罗特·蒂尔登是一位年轻商人，他以货运管理员的身份，好几次从塞勒姆出发去亚洲。在广州，他得到了潘正炜的帮助。潘正炜是广州买办中的头领，与很多美国公司维系良好的关系。

在蒂尔登的船起航回家前，潘正炜邀请这位美国商人到潘府做客。对蒂尔登来说，那次到访简直是一场盛宴，和之前所描述的完全不同。首先，他游览了潘正炜的传统中式花园，遇到一些商人的孩子对他喊“洋鬼子，洋鬼子”。然后参观了书房。随后主人对他说：“我的朋友蒂尔登，你该随我去吃饭了。”正餐设在在宽阔的宴会厅，客人们被安排坐在小桌上。

“很快，”蒂尔登写到，“一排仆人从后面端上了色彩明艳、做工精美的镀金汤碗，里面盛着富有盛名的燕窝汤，以及一些炖煮杂烩，还有盛在小碗里的米饭。但是，哎! 没有盘子和刀叉！”（关于“杂烩”，蒂尔登指的是准备精良的食物，而不是难吃的胡乱炖煮的食物）。

这位美国人尝试用筷子吃饭，但结果却是“就连猴子拿着编织针的样子也没我们中的一些人滑稽”。最终主人给他们提供了西式盘子、刀叉和勺子。

然后，正餐的主要部分开始了：在三个小时里，20道不同的菜盛放在做工精美的中式瓷器里摆放上桌，这些菜由汤、胶状质食物、炖肉、碎肉、小鸡冠组成，最受欢迎的一盘菜是由鱼、各式蔬菜、米饭、酱菜组成，中国人自己也很爱吃。菜肴中大量使用姜和辣椒。大块的连骨肉、整只家禽或鸟类并没有出现在餐桌上。在换菜的暇间，我们轻松自在地交谈，喝着欧式葡萄酒和昂贵的茶。

水果、点心、酒水过后，晚餐也就接近尾声。享用完潘正炜的盛宴后，蒂尔登和他的朋友们在微醺中心满意足地告辞了。不过，蒂尔登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否真的很享受那些食物。

 《中国丛报》是威廉姆斯和布里奇曼共同撰写的一本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，其中包括了中国烹饪习俗的描述。

 “为了尽量探知如此数量巨大的食物来源，和各式各样的烹饪方式，我们到所及之地寻求答案。但是，我们只能询问到那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。”

 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，威廉姆斯首先提到中国人食用的谷物、蔬菜、水果、油料植物、鱼、驯养家畜、鸟类、昆虫、饮料、酒类。然后他介绍了中国人的厨房、烹饪方法、饮食习俗，并提到了城市中大量酒馆、饭馆和小吃摊。对于一些更大的餐厅，他提到“这些餐厅经常有大量人光顾，但是具体是哪个阶层，或是否所有的阶层都光顾，则不得而知。”禁止外国人进入市区的法令依旧存在，所以外国人从未在广州的餐厅用过餐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威廉姆斯透露了他对中国食物不加掩饰的态度，使我们终于读到了商人们对河对岸宴会中的奇怪食物的真实看法：

 “中国人的烹饪和食用方式都很特别，喜欢用油，而对于洋葱的使用，习惯性忽略个人喜好，他们菜肴中的洋葱的味道令大多数欧洲人难以忍受，埃利斯很好的描述了这种味道：‘像旧地毯上腐烂的大蒜。’当这些菜上桌时，似乎缺少作料和味道，很难分辨出原味；对我们来说，所有的菜要不就太清淡，要不就过于油腻。”

 不太清楚中国菜是如何做到既清淡又混合着大蒜、洋葱和酸腐油脂的。实际上，西方人在哪儿都能闻到这种气味。即使是在餐厅外面，这也是欧美人认为的中国人的气息—大蒜、洋葱和体味的混合体。

来源：吃呆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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